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1840年以后为啥被称为现代)

1.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1840年以后为啥被称为现代？

现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历史学上通常指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世界现代历史的开端。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 史学概论的发展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是其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史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令史学界顿感新鲜。关于史学理论或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任务等，一度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在介绍和翻译大量国外史学理论或方法论书籍的同时，我国史学界又陆续出版了近20种史学理论教材和著作，对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持续深入。

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有所减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合在一起，成为历史学系统的首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研究往往通过史学史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研究，既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也属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通过研究西方史学家、史学思潮体现出来的。史学理论界意识到，史学史是史学理论的基础，没有史学史的根基，史学理论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密切结合，反映了研究者已摆脱了就理论谈理论的模式，并逐步从史学具体实践来总结和概括史学理论。

进入21世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结合得依然紧密，并成为史学理论发展的常态。但也有新的表现：一是出现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西方历史哲学的成果大量进入史学理论领域，西方政治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术语和观念亦为史学理论所吸收。二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例如中国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理论的分野、古代史学理论和现当代史学理论的差异。三是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主动参与全球史史学理论的研讨和建设。四是通过中外史学理论的交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得到西方和东亚史学同行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五是诸多中西兼通的史学理论人才成长起来。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是史学理论的扩展深化期。

3. 19世纪的史学成就？

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史学理论认为，19世纪历史学逐渐科学化（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历史研究从此摆脱修辞和文学写作的悠久联系；并在19世纪涌现一大批历史理论、历史学家这个世纪里出现了很多史学流派（如兰克史学等），培养出了很多史学工作者，史学杂志和历史学社普及，史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更新，众多的考古发现（如特洛伊遗址的发掘）。

4. 大学读历史系是怎样的体验？

我是全日制本科历史系毕业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学生，时代有点久远了。那个时候高考生都不爱填报师范类，更不用说是历史专业了。

我们系只有一个班，历史教育的，共48人。大学四年，所学课程除了历史专业课外，还有写作课、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公共课。平时上专业课都是在固定教室里，上公共课就去大的阶梯教室。

大家可能对历史系专业课有点好奇。大一大二学习基础的《中国古代史》，朱绍侯老师编定的，一共有三本，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学习的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一共有四本吧。还要学习历史文献，说起这个学科我就头大了，全部是繁体字，不仅要认得，要会翻译成现代汉语，最好会写。当时教这个科目的老师是个五十多的老教师，说话有点地方口音，我上课真的是感觉度日如年呀。

到了大三，加了一些专业史地方史。如我们学习过魏晋南北朝历史，教这门课的老师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说话特有感染力，当时非常喜欢这门课。我们还学习过史学史，农民战争史，辛亥革命史，二十世纪美国史，东南亚史等等。记得教辛亥革命史的老师，一进教室就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一下子我们就进入了民国时代，一辈子的记忆啊。

当时的校园，很纯朴，我们也爱学习，觉得学习历史也挺有趣的。考试时，我们会加班加点背笔记。大三时，很多同学准备考研了。

其实现在高考报名选择历史教育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现在大部分省是新高考，历史和物理之间二选一，中学有很大的正规历史专业老师的缺口。我熟悉的几所高校的大四毕业生在这期刚刚开学时就已经被学校预订了，顶岗实习去了。

这期，我高三一个学生被湖南师大历史系录取了，家长非常着急，怕不好就业，我说师大历史系就业杠杠的，然后安心上学去了。

5. 历史学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佼佼者？

给历史学家们上一堂课！

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应该是不断地在上课中成长起来的吧！没有人敢说再也不须上课了，如果有异议，请举手示意。所谓做到老，学到老，讲的是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这不必当作客套的虚词诓语。如果不具“历史学家”的称号，也就没有继续上课的必要性。因为“历史学家”的称号应该承载着某些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它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期望，我们自然而然对其高标准和严要求。换言之，如果有人能给我上一堂极富教益和启迪的公开课，那是上天在芸芸众生中唯独眷顾于我，玉汝于成，那该是何等幸运的美谈啊！

既然是上课，就要指出他们缺少什么？希望他们应该努力做什么？应该达成什么目标和成果。先看看有谁在听讲吧！下面鸦雀无声，难道没有一个有资格的人进课堂？这究竟算谁的悲哀？或许，越是阳春白雪的地方，越是和者甚寡。我多么希望真正杰出的历史学家横空出世啊！孔子搞教育一辈子，也不能培养出一个超越自己的学者。就像武大郎开店，只允许一个比一个矮，而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我觉得，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一个成功的、伟大的教育家只有培养出超越自己的人，才是伟大的！只有这样，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才会可能不断地走向更高的境界，才不会在故步自封的封闭系统中，定格在几千年前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好了，不论有没有人迟到，既定的课程是一定要完成的。在本课堂里不必在意人数有多少，应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倘若将来能产生出哪怕只有一位杰出的精英，就是了不起的成就。西方人讲：播出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讲的是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不一定相符。因为，一条龙的价值，用无数只跳蚤都无法比拟。中国古人讲：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因为，一位良将的价值，是众多士兵都无法比拟。以上所言，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讲，已经足够清楚了，但是，对于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来讲，还需要具体例证的帮助，方能容易理解，那就随便说个例子吧：假定世上没有司马迁，就不会有第二个人创作出旷世之作《史记》；换言之，尽管《史记》不是史学的最后之学，此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超越前人的、在学术领域具备革命性的、具备普世价值的、完全科学性的史学来。

先问个问题谁能回答：判定历史学家的标准是什么？即谁可称为史学家？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谁是历史学家，更不知道判定历史学家的标准应是什么？在这点上大家没有共识，后面就没法谈下去了，因为，鸡与鸭互相高谈阔论，谁也不服谁，问题就永远没法解决。

那么，看其是否历史学家，是看其有多少弟子、有多少桃李满天下吗？例如：某学校4-5千人，某教师一辈子可教出N万名学生，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教育工作者；是看其在数量上生产出多少论文吗？为了一纸文凭和学位，生产出大量论文的人多了去，但其理论成果、质量和水平有多高呢？是看其有多少拥趸吗？一个功夫演员，可以有几亿个上当受骗的拥趸，但他能成为历史学家吗？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观细节描写得很有功底吗？经过他的考证，他可以把历朝历代与皇帝相关的所有亲朋戚友的三姑四姨、七叔八爷、宦官臣妾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讲得很详细、很精彩、很过瘾、很吸引人。但这不是杰出的学者之所为。这只是为了搏取眼球经济在文学方面有些造诣的说书人而已。

最容易被误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事例是：他看见别人写了个盐史、酱油史，他就提笔写个糖史；他具备、掌握了历史学专业的所有基础知识，知道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人和事，甚至你问什么他可以讲什么，比一般的知道分子知道得还多。这些人有个共同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眼睛只能向后看，不能提出向前看的，未来应如何发展的启发和教益；只能从微观上将眼睛盯在具体的人物、事物和事件上，而不能在宏观意义上从具象中提炼出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过往的历史学未能从历史中找到人类无法进步的原因，也就不能找出人类必然进步的因果关系，进而成为一门可以指导人类如何进步发展的严谨科学。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都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所以，中国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但却始终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不过是一个王权代替了另外一个王权而已。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印度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外面。黑格尔还打个比方：万古长存的阿尔卑斯山并不比瞬间即逝的玫瑰更有意义。在此，黑格尔理解的历史应该是有进步和发展的内核，否则，只能归结为外在的、原地踏步的同义往复，而不是具有质变意义的不断进步发展的体系。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正不正确、有没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进行学术讨论，而不应该盲目地诋毁，否则，再过几百年后仍然还会回到这个话题。正如我们现在不可避免地还要讨论二百来前黑格尔的观点一样。我担心的不是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被打倒，而是担心人们在柏拉图的洞穴中呆久了，难以理解外面的世界；在泥潭中不能自拔的人，会不会拒绝外力的帮助？

为何我要讲：判定历史学家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选出谁是历史学家，我的初衷是想知道：历史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它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它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体系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那些被冠以“历史学家”头衔的人，不仅仅只是记忆历史资料、整理历史资料、完善历史资料、脚步只会倒着走，眼睛只能朝后看的两脚书橱。他虽然皓首穷经很会掉书袋，这只能说明他可以成为历史工作者。但是，要想成为“家”，他就要像蚕那样，吃的是桑叶，吐出的是蚕丝，还要有化甬成蝶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升华；有如厨师面对各种食材原料，他能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来呢？他能拿出什么学术成果来匹配“历史学家”的称号呢？因此，一堂课不一定能引出历史学家来，但是，一定可以引出令人深思的历史学知识来。我曾经讲过：抛砖引玉不能引出玉来，它只能引出砖来，有如抛垃圾只能引出垃圾来一样，只有抛玉才能引出玉来！我努力想做到这点，但我自知无能又无知，心虽向往而力不逮，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好在知道古希腊哲学家有个“接生术”，它可以不假自己而从别人那里呈现出成果。那些藏在人群中的高手们，求求你们不要当看客了，众人行，全是我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世上无数臭皮匠一人出一主意，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智慧库哇！只要大家希望自己的后代在将来能过上更优质的生活，积极的建言献策，你一言我一语，贡献出各自的爱心和智慧，人心齐，泰山移，人间的什么奇迹何愁不能实现呢？

当然，愿景好讲事难做。没有具体的方法和措施，都将成为美丽的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那我拿什么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实现这一愿景呢？我这辈子坎坷无数，最后总有天意般的神来之笔走出困境，逢凶化吉。瞧，方法来了：我这个“接生婆”只需做个在冠军背后的陪练员即可。对于乒乓球和排球等体育项目来讲，没有陪练员对其进行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很难出好成绩。这项工作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那个出力不讨好的“牛虻”，如果牺牲自己真的可以让别人获得辉煌，那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啊！在义利之间，选择“义”是多么光荣的啊！

好啦，大家可以开始围绕历史学方面所有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疑点、观点并展开讨论。具体到可以这样问：历史学的科学性体现在何处？将来历史学的基本框架应该是怎样？历史学怎样预测、探寻和规划人类现实和未来生活的更好质量？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问题不胜枚举，如果所有问题只是出自于我个人的自言自语，那是多么的索然无味啊！难道山中真的无老虎，硬要逼猴子充大王？鼓不敲不响，真理不辩不明。不提出问题、不揭露矛盾、不探讨问题、不辩论问题，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人的身体上长有脓包，千万不要讳病忌医，更不要文过饰非，将脓包粉饰为艳若桃花，美丽无比。我多么希望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紧迫精神，为了共同美好的未来、为了公义而摒弃个人陈见、实事求是地、积极踊跃地在学术领域互相揭短、互相探讨、互相对攻，互相挑刺啊！因为，只有经过精致的对弈，才会引人入胜，才会给公众奉献一台精彩绝伦的节目。那些不置可否、左边也好、右边没错、温柔的好好先生请您与太太婆婆为伍到社区那边去当个人民调解员吧！我这里只需要激烈碰撞后产生的火花，诟我者友也！希望有理想、有激情的人在相互共勉中共襄盛举！

我们即将讨论的历史学，应该成为像现代物理学那样的基础理论学科，应该是由基于人类普遍共识的若干普世价值和原理建构的理论知识体系；而不是由无数个人经历叠加堆积起来的杂乱无章的万花筒。基于坚实理论基础的历史学，必定具有现实的实用性，因而可以指导人类在工作和生活中走在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上。那时，人类将在共识的、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中获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自为的存在。这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处的发展原则。如果用形象的语言表达过去的历史学，就像密拉发的猫头鹰，它只能时过境迁了才出来活动；而未来的历史学则是太阳未出来就歌唱的高卢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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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史学观念如何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必须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王国维以甲骨文为主要资料，以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为主要方法，完成了其以《古史新证》为代表的建设工作；胡适则力倡科学观念，以实验主义为思想武器，主张学术研究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与陈独秀、丁文江等人一起倡导科学思潮；1923年顾颉刚在《努力》周刊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打破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当时的古史体系，又掀起一股疑古思潮；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傅斯年为核心，以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徐中舒等人为骨干，形成了一个研究集体。以“史学即是史料学”为中心命题，主张以史料为核心，利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建立近代科学的历史学。另外还有重视史观建设的史学家，如张荫麟、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他们或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主张生机史观，或主张生物史观，或以文化形态史观相砥砺，对历史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多有阐发，对新史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